李南山看看表,已经十二点,甩甩手说:“糟了,只顾听这个女人唠叨,正事耽误了。”
任凭问什么事?李南山说:“有事求你。”
任凭说:“你求我?我不信,你有啥事还用求吗?咱们是什么关系。”
李南山说:“真的,不是我求你,而是一个朋友求你。”
任凭问:“啥事儿?”
“办证的事。”李南山轻描淡写地说。
“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?只要没什么大问题,只管办了就是了。”任凭说。
“要不明天我去找你吧。”李南山改变主意说。
“明天吧。咱们也该走了。”任凭说。
“归来兮!归来兮。西山不可以久留。姑娘们,发工资了。”李南山说着掏出一打百元的钞票。
“你不是说交过钱了吗?”任凭说着,也掏出了钱,“我来吧,你已经出过五百了。”
“今天是我请客,你把你的钱收起来。”李南山以不容辩驳的口气说。
丽丽见此情景,又娇声连连,滚进李南山怀里,“哥哥、哥哥”地叫个不停。
娇月却坐在任凭旁边没有动。
李南山抽出六张新版百元的人民币,分发给了丽丽和娇月,丽丽拿着钱,高兴得手舞足蹈,双唇立起凑到纸币上亲了又亲,象是亲自己的孩子,一边亲一边说:“乖乖,你真好。”
李南山说:“快滚你的吧!它好,我不好。你跟它过去吧!”
丽丽将手中的钱扬了扬,然后又横向挥了挥,最后又作了个飞吻的动作,口中“白白,白白”地叫着就走了。
娇月也轻轻地和任凭道了一声别,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
李南山见他们都走了,大声说:“见面笑嘻嘻,搂着象夫妻,小费挣到手,去他妈那个×!形象不形象?”
“你咋恁多词儿呢?”任凭说,“少废话,快走吧。”
二人走出歌房,见红红的出租车在门口排了一溜,任凭和李南山上了最前边那一辆。
司机问了地址,就发动了车子。
“任凭,你该拿个照了。这样多不方便。”李南山向里欠了欠身说。
“我想也是。但现在忙得那么很,根本没时间。”任凭说。
“我给你办一个吧。你可以不用进驾驶学校。”李南山随口说。
“不进驾驶学校怎么办?那不成了买的了吗?”任凭吃惊地问。
“说穿了就是买的。你想,政府那么多官员,只要是有头有脸的,这局长那市长的,谁没个驾驶执照?你又见谁进培训班学习了?都是找熟人弄来的。况且官当得越大,弄执照越容易,杀人都能摆平,弄个执照算得了什么。”李南山滔滔不绝地说。
“那你说就没有王法了?那样的话国家不是乱了套了?”任凭见识少,不相信有这种事。
“你没看过戏剧《七品芝麻官》吗,那个诰命夫人咋说的?‘老娘我不要王法了’,她才是个几品官?在中国是权大于法的。这是中国的现实,也是国情。”李南山振振有词地说。
已经晚上十二点多了,街上行人少起来,车也较白天少多了,所以司机将车开得很快。
进入一条较宽的马路后,任凭看到前方的路中间好像躺了一个人,就跟司机说:“那里好像有个人,停车看一看吧。”
男司机说:“千万不敢!你知道那是咋回事?那是十一点多的时候撞倒的一个人,肇事车跑了,当时那人还活着,但路过的车没有敢停的。为什么?谁停了,谁就倒霉了,说不定就说是你撞的他,这种事说都说不清。前几天的报纸上不是登过这样的事吗?一个好心的司机救了人,把伤者拉到了医院,把自己的钱都垫上了,结果要走时,伤者的家属却不让他走,你猜家属怎么说?他们说:“你走,撞了人还想走?’司机说:“我好心把你爹拉到医院,又垫了钱,你们连一句感谢话都没有,还说我撞人,你说还讲理不讲理?’家属说:“不是你撞的,是谁撞的?人家怎么不把我爹送来?我就不信有恁好的人!’”“结果呢?”任凭急于想知道结果。“结果被撞的老头也一口咬定是他撞的,算是没辙。最后交警也不好认定,进行调解,各出一半医疗费。就这家属还不满意。你说这算什么事!唉!现在的社会风气就这样。你看,这好人能当吗?”男司机感叹地说。
“这种事肯定有,但世上还是好人多些。况且大部分情况还是好心得好报吧。”任凭说。
任凭想起了前几天看到报纸上讨论的一个命题,叫做《市场经济就会带来道德沦丧吗?》,文章正反两种观点各执一词。
也许这是个悖论,就像两条平行的直线永远无法相交一样。
经济发展必然带来道德沦丧,贫穷落后才会憨厚朴实。
任凭忽然又想起了刘咏梅这个可怜的女人,就问李南山:“南山,有一个问题你一直没回答我。今天见到刘咏梅去做三陪,我就又想起来了。柳钦佩到底是咋回事?”
“咋回事?现在正好有时间,我就给你讲讲吧。说起来寒心,都是大学毕业,有的飞黄腾达,有的却穷困潦倒,郁郁而死,这个社会,残酷啊!柳钦佩家是豫南农村的,家里很穷,从小死了爹娘,跟他的叔父长大,很不容易。但他也很争气,虽说自己笨点,但是笨鸟先飞,复习了三年,终于考上了黄河大学。咱们是三班的,他是二班的,我为什么对他那么了解呢,因为那时我是咱年级的生活委员,谁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都找我,柳钦佩的生活补助是咱们班最高的,是每月二十块钱,我记得你的是十一块吧?
我的是九块钱。
也许是家庭背景的原因,柳钦佩性格孤僻,很少跟别人来往,但是我了解他。
那是他心里有种深深的自卑感,其实上大学期间他还是很争气的,学习也不算差,得过两次奖学金,当过一年优秀生,写过小说和诗,还在校刊上发表了,得了几十元的稿费,记得当时他还用那稿费请我去外面搓了一顿,那天我们俩都喝得酩酊大醉,第二天我们俩上课都迟到了。
上学期间没什么,它跟别的同学一样拿到了毕业证和学位,成绩不说很优秀吧,起码也是中上等。
关键是毕业分配,有一件事办坏了,影响了他的终生,包括现在的结局都和那件事有关。
就象作家路遥说的那样人生在关键的时候只有一步,一步走错就会影响终生。
我们毕业那年不是双向选择吗,第一年双向选择,省教委在我们系试点,你也知道,实际上那时中文系非常吃香,国家正搞改革开放,机关人员的素质急需提高,需要大量的文秘人员,咱们可以说正当其时。
当时很多单位都来咱们系要人了,有的还开着小车,搞起了人才争夺战。
系里把要人的单位公布出来,然后让毕业生报志愿,柳钦佩问我想报哪里。
我家就是本市的,当时家里人已经给我联系好了单位,就是现在的司法局,一切都说好了,我父亲跟系里也打了招呼,就差走过场了。
我就说我想报市司法局。
他说他要报省政府。
我当时劝他说:“根据你的条件,你不应该选择那么高的单位,第一,你不是本市的,这可能对你不利;第二,你不是班干部,没有很大的优势;第三,你的成绩不是很突出,竞争力不是很强。再说,说不定那是谁联系好的单位,已经名花有主了,只是走走过场而已。我说你还是找一个豫南的好单位进去,象公检法司之类,单位又好,竞争又不是很激烈,你在省城争什么?’结果他没听,心太高了,属于心比天高、命比纸薄的那一种。结果是什么呢?可能这事你也知道,省政府要两个人,一下子报了十个人!柳钦佩无论从学习成绩、系领导推荐等各方面都没优势,又没有什么关系,落选是在预料之中的事。最后学校分配了,那时真好,双向选择选不上,国家还给你找单位分配。现在就没那好事了。学校把他分配到了他老家县城的一家文化单位,可能这家单位很穷,但是是事业单位,财政全供的那种。
要说这也可以啊,起码工资不愁,月月都有钱,但是他还是犯了老毛病,心高,也可能是当时省政府和县城的文化单位之间反差太大,他接受不了。
于就没有去报到,户粮关系和派遣证揣在自己手里好长时间,要说没去报到还有办法,当时可能他不知道,可以改派。
到省教委说说,给改一下就完了。
他没想到这条道。
结果倒霉的事又发生了,有一天,他掂了提包等车,想去学校再问问看能不能找个单位安排工作,这时车久等不来,就把大包放到地上歇一会儿,这时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问路,他就给他说了说,这个年轻人好像耳背,费了好大劲才听清楚,最后又和他聊了几句,才千恩万谢地走了。
又等了一会儿,车终于来了,他去掂皮包准备上车,一转身,皮包却不见了。
这才明白过来,原来刚才问路那个人是在演双簧,另一个小偷趁机把包掂走了。
当时柳钦佩眼前一黑,差点晕倒,向四周看看,除了匆匆赶路的人群,和川流不息的汽车,哪里还有自己皮包的影子!
哭都没地方哭去。
钱财不要紧,那里面装着他的户粮关系和派遣证!
按理说户粮关系丢了可以补啊,那时他就那么傻,想着一切都完了,好在身上揣着的毕业证没丢。
可是在中国当时的体制下,户口、粮食关系、工作关系那是一个人的护身符啊!
没有那些东西寸步难行。
于是他就到处流浪,刚开始在一个民办中学教了两年语文,后来嫌工资低就不干了,又到一家企业搞推销,但是又不是那块料,推销了一年业绩最差,就被辞退了。
想着辞退后干脆自己干吧,老家的同学帮忙贷了款,做玉雕生意。
因为他们老家产玉石,玉雕业很发达,从那里买了来省城卖。
刚开始生意还不错,但是后来出了件事差点让他倾家荡产。
一天他拉了十几万元的一车货运往省城,半道上司机瞌睡,汽车一下子翻进了沟里,一车玉雕几乎全部摔碎,人也受了伤。实际上那时他就自杀了一回,被人救活了。没办法,生意做不成了,老家的同学还到处找他要账。没办法就四处躲避,靠咱们同学的帮忙度日。后来国棉八厂招农民工,我给人家说了说就让他进去了,人家挺高看他的,就让他到了厂法制科。后来想着他是中文系毕业,又把他调到办公室搞材料。本来干得好好的,他偏偏老毛病又犯了,处处高傲,还跟办公室主任干了架。这两年国有企业形势不好,大量裁员,他就给裁下来了。裁下来后一个月发二百块钱,后来工厂没钱,连这二百元也不发了。本来现在下岗也没什么,下岗后自己可以找活干哪,政府还给好多优惠政策。但他心灰意冷,整天闷闷不乐,在家喝闷酒,老婆也没正式工作,见他这样能不生气吗?两人三天一小吵,五天一大吵。时间长了,他身体就出了毛病,得了肝炎,没钱治病,就那样熬着。前几天他去你那里借钱,不知道鼓起多大的勇气呢。”任凭深深地感到遗憾,自己当时怎么没问清楚柳钦佩是怎么一回事儿呢?
要知道是这情况,自己说什么也得给他凑上几百元钱啊!
真是的。
柳钦佩也太要面子,到这一步了还说自己是考研买书用钱,还说就差十元。
你说差一百元不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