活得足够久是多久?这一点马鲁兰达没说,李再安也没有问。
人生百年,无疾而终,似乎才能算足够久,但李再安不认为自己会有那么好命。
他可不是信奉上帝的善人,而是将自己的宿命托庇于撒旦的恶魔,上帝显圣总是为了惩罚信徒,而撒旦降世却总是给信徒加持各种各样的庇护光环,所以做个恶魔总是要比做个善人活得更长久一些,也就是所谓的好人不长命,祸害一万年。
在马鲁兰达的游击队营地里,李再安停留了三天,毕竟他是被绑架过来的,总不能毫无缘由的再被放回去。
那样的话,布伦特不起疑心才叫咄咄怪事。
为了让一切显得顺理成章,马鲁兰达专门安排人到帕克阿,和史皮进行谈判,要求史皮支付两百万的赎金,然后他才会放人。
绑架肉票勒索赎金,这种勾当也是游击队经常干的,没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。
不过史皮拿不出两百万美元的赎金,他那里只有李再安带来的一百五十万美元货款,其中的五十万还交给了布伦特。
钱带的不够?
那没关系,允许你还价,这就是游击队比较“通人性”的地方。
最终,经过三天的谈判,双方将赎金敲定在一百万美元的价格上。
李再安无法主导谈判的事,他呆在营地的三天里,就是无聊的四处乱逛,马鲁兰达也不安排人盯他,任由他四处走动。
正是因为这样,李再安才能对这支活跃在哥伦比亚丛林中的游击队有更深入的了解。
国际舆论加诸在马鲁兰达头上的头衔很多:反政府武装头目、大毒枭、恐怖分子等等等等,但对于那些人权组织来说,马鲁兰达最不可原谅的地方就是他将大批的孩子送上了战场。
这一点是实情,就像李再安所在的这个营地,驻扎在这里的游击队武装有将近四百人。
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士兵,是十五六岁左右的孩子,而那些为营地士兵提供特别服务的女兵中,更有超过半数都是未成年的女孩子。
而马鲁兰达本人,却对这种不人道的做法有其独特的解释,按照他说的,在他带领下的这些童子军虽然要参加残酷的战斗,要做一些原本不应该由他们来做的事,但相比起丛林各个部族中成长的孩子们来说,这里的未成年人死亡率反倒是哥伦比亚最低的,生活待遇上也是最好的。
这些少年兵不用像普通穷苦人家的孩子那样忍饥挨饿,不用担心被一场只需简单治疗便能治好的疾病夺取生命,除此之外,参加他的部队还能接受一定程度上的教育,还能为家人挣到一份口粮。
他们会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着,也能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死,这便是他在做的事情。
马鲁兰达不仅仅是一个搞军事斗争的武装首脑,也不仅仅是个恐怖分子,在哥伦比亚搞了这么多年的武装斗争,他对这个国家所存在的问题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
三天里,李再安同马鲁兰达时常会有接触,甚至经常共同进餐,每到这个时候,两人都会谈论一些类似宏观的国家问题。
按照马鲁兰达的说法,哥伦比亚自从1938年取得独立以来,国内经济曾经尽力过数次高速发展,但从根本上说,国内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能够从这种经济增长中得到任何实惠。
这一点,从一个数字上就能得到证明:1938年哥伦比亚独立之始,国内人均收入为294美元,如今,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到去年年底,哥伦比亚国内人均收入为354美元,增长不到六十美元。
这个数字就说明了哥伦比亚国内的赤贫人口在逐年激增,他们的超低收入摊薄了原本应该大增的人均收入。
在如今的哥伦比亚,占人口百分之六十的印第安、欧洲混血种人,以及大量的黑人、黑人混血种人缺乏政治地位。
按照宪法的规定,享有选举权的选民,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财产,仅仅是这一条,就将大部分哥伦比亚的赤贫人口排除在公民权之外了。
而真正在这个国家上流社会占据主导位置的,当然只能是那些富裕的白种人,那些西班牙统治者的后裔。
所以,归根结底,哥伦比亚还是没有从殖民状态中解放出来,要解决这个问题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革命,革掉殖民者的命。
而对于李再安来说,他对哥伦比亚的贫富分化问题有不同的见解,实际上,这种见解可以说是基于所有拉美国家现状的。
在李再安看来,包括哥伦比亚在内的所有拉美国家之所以出现诸如贫富分化、通货膨胀难以治理这样的问题,根本原因就在于治理宏观的支配理论出了问题。
就像巴西,自从军政府时代起,历任巴西利亚政府都信奉四条经济原则:首先一条,就是“蛋糕论”,包括巴西著名经济学家德尔芬·内托在内的一批人都坚定的相信一点,国家治理经济,必须首先将经济这块蛋糕做大,然后才能考虑如何分配的问题;
第二个原则,就是“积累优先论”。
他们认为,要想把蛋糕做大,就得把经济增长放在优先地位,就得接受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实;如果把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福利水平作为基本目标,就会影响积累和增长的潜力;
第三个原则就是所谓的增长与公平的“不相容性”原则。
他们认为增长与公平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不相容性,所以,必须首先实现经济增长,社会不公正会在强大的发展动力中逐步消除;
第四个原则就是所谓的“滴漏机制”和“溢出理论”。
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认为,收入不平等对于通过储蓄促进投资和增长是必要的。
富人会把收入中的较高比例用于储蓄和投资,穷人会将收入主要用于消费支出。
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越是向高收入阶层倾斜,储蓄率就越高,经济增长就越快,收入就越会通过市场机制“滴漏”在低收入阶层身上。
这四大原则便是拉美各国普遍奉行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这一套理论实际上与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理论大同小异。
两套理论体系都看似可行,说起来都头头是道,实际上都天真的近乎愚蠢。
李再安很清楚共同富裕的利润,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,所谓的共同富裕路线,实际上就是“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,然后饿死那些没能富裕起来的,最终让活着的人共同富裕”。
而在拉美各国,这四大经济原则所炮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,便只能带来一个贫富极端分化的结果,随之产生的,便是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、在极富人群操纵下的政权跌宕、社会底层人群带来的恒久骚乱与暴力冲突。
贫困与不公永远都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最直接原因,谁都不要将自己说的多么高尚,当别人一顿饭花费数千甚至上万美元,而你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不到一百美元的时候,连自己都养不活的时候,你会做什么?
当你身边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都与你存在相同不满的时候,你又会做什么?
当这数百上千人聚集在一起,有人高呼一声“既然不能体面的活着,咱们就战斗至死”,在这个时候,你最可能做的又是什么?
可以说,李再安的看法,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拉美各国目前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本来由,当然,这种来由只是经济上的因素,不包含政治上的因素,没办法,他玩经济还算有一手,可玩政治还不到时候呢。
像类似李再安这样的说法,马鲁兰达还是第一次听到,这种观点对他来说很新鲜,如果细想的话,也很有道理。
李再安没有用他习惯用的那种阶级划分法,他口中所说的是利益阶层这个词,那些最先富裕起来并且注定还将继续富裕下去的人是一个利益阶层,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,任何倾向于普通民众的政策都必然侵害到他们的利益,所以,他们会反抗,会利用种种手段使这些政策流产。
尽管对李再安这个人不怎么喜欢,但马鲁兰达却很欣赏他的见识和眼光。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一个毒贩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这个毒贩除了金钱之外,还有他的人生目标,有他的毕生追求方向,如果同时他还有了与这些目标追求相配套的见识与学识。
那么……警察恐怕就阻挡不了他了。
放回李再安是在收到赎金后的第二天,他被马鲁兰达的人缚着双手、蒙着眼罩,送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,当天深夜,布伦特安排的直升机按照方位找到他的时候,他正茫然不知的睡在一个鳄鱼巢穴边上,如果不是营救者来得及时,他很有可能会成为那只怀孕母鳄的夜宵。
这一番变故,令布伦特对李再安的疑心尽去,他转而对盗采黄檀木的事情充满了兴趣,当然,他心里想的最多,还是在一个适当的时候,提高从李再安生意中的抽成。